科技部、基金委公示论文造假业内人士：该拿造假学术权威开刀了

  自 9 月中旬至下旬，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自然科学基金委）集中公示了一批学术不端行为。

  科技部网站发布《关于论文造假等违规案件查处结果的通报》，披露了 9 起涉及购买论文、违反论文署名规范、套取财政科研资金的违规案件处理结果。相关责任人分别被处以终止承担的国家项目、追回项目资金、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终止或撤销相关荣誉称号、追回科研奖励资金等处罚。

  自然科学基金委处理了之前被揭露的 “赞导师与师娘” 的论文作者——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徐中民，撤销了徐中民 2011 年获资助基金的项目、追回已拨资金，取消徐中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 2 年，并给予其通报批评。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原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因监管失责，也被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批评。

  此外，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查处了“南京农业大学张峰等人发表的 3 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李钊等人发表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的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乞艳华抄袭剽窃他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广西中医药大学李晶抄袭剽窃他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并冒签他人姓名”、“哈尔滨医科大学王佳通过第三方公司代写代发论文”、“浙江大学杨介钻通过第三方公司有偿修改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以上被查处对象，均被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批评、以及取消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申请资格 2-4 年，其中四人被追回已拨资金。

  一位熟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工作流程的退休人员告诉 DeepTech：“此次似乎并非‘整顿’，称为‘集中公布’更合适。自然科学基金委 20 年前就已经建立监督委员会和工作机构，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常年开展，每年会集中几次对科研诚信案件进行最终审查，并做出处理决定。集中公布案例，警示作用会更强。调查核实过程要收集大量的材料、证据及单位和当事人的说明，对逐个问题做多元化的分析，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每年集中几次进行最终审查，并做出处理决定。此次集中公布案例，具有更强的社会震撼力，当事人、所在单位、周边人以及科技界都会得到更深刻的教育，警示作用也会更强。”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科研诚信建设是全世界一同面对的问题，例如近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心脏教授皮艾罗·安维萨（Piero Anversa）长期科研数据造假，31 篇论文被撤，揭开了一个持续 17 年的心肌干细胞治病大骗局。因此，科研诚信教育很重要，要一直地警示和教育。查处一个典型的不端行为，往往能教育一大片。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更能唤醒众多单位和科研人员的警觉和重视。”

  与学术界一些人认为这一系列行动 “非同寻常”“近年罕见” 相反，对于本次“整顿”，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王晨光认为：“它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不痛不痒，震慑力也不会太大。因为根据我在国内接触的类似事件，本次被处理论文中，有的作者名不见经传，他们发的文章看的人很少，工作单位也没有过大社会影响力。要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就要‘抓大的’，那样才会真正起作用。”

  实际上，在科技部和自然基金委的这次公示之前，科学界更著名的一起学术不端行为刚刚尘埃落定。9 月 15 日，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述职测评及推荐大会召开，该院院长李红良作了述职报告，“主动”提出辞去院长职务。

  此前，他已被该校免去动物实验中心主任和 ABSL-Ⅲ 实验室主任职务。但关于李红良更有名的事件，则是他帮助自身的孩子造假：他为自己的一双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假造了一篇以喝茶可以抗癌为选题的医学论文，并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大赛三等奖。

  “李红良这事，几次有根有据的举报没有动摇他分毫，反而是这样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其学术地位受影响。”谈及李红良两职被免一事，王晨光表示，李红良在单位位高权重，要想在学术上处理他难度可想而知。

  他认为：“中国尽管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文件，尽管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科院也有对应的学术风气建设部门，但是中国没有一个专职部门监督学术诚信行为，大部分学术委员会都是某个副所长、所长来兼职。但他们和造假的人其实是利益共同体。这就导致很多举报石沉大海。”

  此前曾多次向同行评审网站 PubPeer 投诉论文造假的一位学者觉得：“公众不把学术造假当回事儿，但是当李红良两个女儿的造假侵犯了广大学生的利益，牵涉的人太多，很多人都觉得和自己有关了。”

  对于本次有关部门的处理，这位学者表示，这说明中国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不能不抓的地步， 不仅外界如此认为，官方也已忍无可忍。

  “学术造假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人发指，举报途径层层设卡，很多举报者都难以找到举报途径。”对于国内的学术不端行为，前述知名学者感慨良多。

  此前，这位学者曾向南京某医科大学、北京某大学等很多学校举报过各校的学术不端行为，回复他的“只有一个巴掌就数过来的几所学校”，因此他现在已经很少再向单位举报，而转向期刊举报，因为期刊只看证据，从来不问举报者的真名实姓。

  两周前，他的同行老张曾举报北京某医院的一篇论文造假，该医院回复称已经调查，但是态度明显敷衍和糊弄。后来，他帮老张向期刊主编举报，两天就收到了回复。他还帮老张向造假作者在国外进修的学校院长举报，后者亲自回信并承诺调查，当时正值美国劳动节，对方表示假日可能调查比较慢。劳动节假日一过，该院长立刻给举报者发来详细调查的最终结果。“你说说，中国对学术造假的查处力度和别人怎么比？”

  在美国，如果学者被发现有造假行为，实验室电脑、研究记录甚至研究材料都要被封存或收缴用于调查，造假行为经调查证实之后会公之于众，严重的还会被刑事起诉，因此学术造假是特别羞耻的事情。比如，前文哈佛大学心脏干细胞论文造假事件中，当事教授被撤职，论文也被撤稿。

  而在国内，以中部某高校一教授为例，他和同事包括院长以及博士生一起造假几十篇论文，被发现时才五十多岁，最终学校的处理结果是让他提前退休，但他根本不到退休年龄。其实就是让他做替罪羊而已，而一起造假的院长丝毫不受影响。

  前述学者跟 DeepTech 说了一个苦涩的笑话；由于中国论文造假实在太多，他居然养成了一个奇怪的嗜好，就是无聊时或者工作累了，就想“抓造假玩儿”。基本上，他随便一搜中国医学论文，就很容易发现造假行为，于是他就立马举报。

  他还透露一则内情：“由于中国医学论文造假过多，欧洲一本期刊甚至拒绝中国医院作者的投稿，原因是该期刊此前接受的中国论文中，有几十篇造假。期刊主编不得已，给所有编辑发邮件嘱咐，中国医院作者的论文一律拒收。”

  谈及近年来的“造假手段”，前述学者表示，造假手段越来越拙劣，有的不再隐蔽作假，而是明面上造假。他使用 PubPeer 上面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这是论文中的一张组合图，每个小图是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效果图。

  这里面凡是同一个颜色的框框，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标明图片复用。他表示：“一张组合图里面，竟然明目张胆地复用这么多，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见过的最夸张的一起造假了，完全不知道图片哪里来的。”

  论文造假的一个动向是，捏造一个外国名字作为作者名字，或者干脆挂上真实存在的外国作者名字，从而造成和外国学者合作的假象。

  此外论文造假还有一个新现象——父子造假。前述学者举例称，辽宁某医科大学的两位博导李某和宋某，数篇论文造假并被举报。后来，李某把他上大三的儿子送到宋某实验室，发了两篇 SCI 一作，这两篇论文均被举报到 PubPeer。李某儿子 2018 年大医临床医学毕业，并被保研到北京某大学医学部，这位学者觉得靠的肯定是这两篇 SCI 一作。他向该校举报此事，迄今音信全无。

  这位学者经手的造假论文涵盖多个国家，他认为中国论文造假最多，其次是印度。“不同的是，印度造假论文多，优秀论文也比较多。现在很多人去印度买药，这些药物的背后支撑正是印度药物学界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过硬的学术论文。”

  对于中国论文造假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国内民间有个传统说法——“天下文章一大抄”。因此，在部分人眼中，学术造假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另外，他告诉 DeepTech：“国内造假范围太广，自下至上大江南北，查处谁都动全身。有些人可能绝对没去主观造假，但是实验室已形成一种循环氛围：发论文 - 拿基金 - 发论文 - 拿基金，这似乎成了最高任务。而这会导致实验室造假成风，所以很多人都是得过且过，几个院士造假绝对没处理，起了很坏的作用。另外，中国查处学术不端基本上就是‘刑不上大夫’，而在国外学术不端是一件特别羞耻的事情。”

  对于本次有关部门的整治 ，这位学者说：“我那天高兴了大半天，能走出这一步总之是好事。”

  谈及国内学术造假成风的解决方案，王晨光表示：“解决方案其实都在那里，只是执行不到位而已。”

  他表示，中国对于学术造假经常是内部通报就完事，而且“更善于打击举报者，不善于处理造假者”。而美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非常重，一经发现学术造假，基本上意味着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结束了。王晨光认为：“中国在打击学术不端方面，不缺政策和文件，缺的是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