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学家向何处“流”：重心向东方迁移

  奥地利克雷姆斯多瑙河大学的Mathias Czaika和美国哈佛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Sultan Orazbayev 2018年5月在线发表了一项新研究，他们以Scopus数据库中1970~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全球科学家流动的变化，研究结果为，科学家的流动呈现以下特点：

  科学家流动慢慢的变普遍，流动距离慢慢的变大；科学家流动的频率比全社会中等水准高3倍；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7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迁移；同时，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13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国家迁移。

  其中所谓“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指的是科学家在全世界内流动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重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李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介绍说，Czaika和Orazbayev的研究显示，南欧、南美、东南亚等国家的科学家流动占比逐渐加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生大量流出的国家，如今已成为科学家的流入国，这其中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

  “而过去40余年科学家流动和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持续向东方国家转移，从网络结构上看，科学家流动的重心从大西洋迁移到摩洛哥东边，移动2800余公里，平均每10年向东移动约700公里；科学知识生产的重心则从大西洋变到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移动5800余公里，平均每10年向东移动1300公里。”李江说。

  在李江看来，这项研究反映了全球科学家流动的一个重要趋势。“东方国家意识到科学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然后以多种政策吸引他们回国为祖国服务，这才出现Czaika和Orazbayev发现的科学家流动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重心在往东方迁移。”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Cassidy Sugimoto的发现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她以1600万人在2008～2015年发表的1400万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做了研究，发现四大洲在科学家流动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各自不同：北美洲是高素质科学家的生产地，流出之前的科研人员为高被引科学家；北欧是高素质科学家的培养地，流入之后的科研人员为高被引科学家；亚洲对高素质科学家需求量最大；而大洋洲是高素质科学家的“孵化器”，当科研人员离开大洋洲之后，他们开始创造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2017年5月18日，《科学》介绍了基因学家Rimantas Kodzius跳槽的故事，从1995年离开祖国立陶宛到澳大利亚上学开始，当时42岁的Kodzius已经在10个国家工作过。

  Kodzius有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且非常羡慕的职业生涯，这中间还包括在德国、日本、瑞典、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权威研究机构职位。在沙特阿拉伯，他创建了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并在位于图沃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拥有一个教职。该文章见刊时，他受邀到中国上海大学担任一个新筹建实验室的主任。他对这个职位难以拒绝，他说道：“没有活力和冒险的生命不能让人满足。”

  李江和记者说：“ORCID 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之后他又去了德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家工作，我猜测他依然是世界上跳槽最频繁的科学家。”

  ORCID是一个社区驱动的非盈利开放性组织，全称是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专注于为研究者创建并维护唯一标识符注册系统，它不产生费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唯一，这个16 位身份识别码是科研工作者在学术领域的身份证。ORCID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跨学科、研究部门和国界进行交流。ORCID是研究者与研究的连接枢纽。Kodzius问鼎全球最频繁“跳槽”的科学家，正是源自对其ORCID标识符的追踪。（下转第3版）

  李江和记者说，他有自己的 ORCID 号码“每一位科研人员都可以在网站上注册，并提交个人的学习工作经历，以及发表的论文清单”。据悉，目前还没有与ORCID功能类似的系统，“这一工具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科学家重名问题”。他介绍说，全球有大约280万科研人员注册了ORCID ，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科学家人数较多，因为其资助机构要求科学家使用该系统。

  “相比而言，中国的注册人数并不太多。前期只有英文期刊要求投稿人使用 ORCID 号码，但近期一些中文期刊也可以提出这种要求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策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对于ORCID的作用表示肯定。他在采访中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说，在大数据时代，首先要保证的就是数据准确，如果数据不准确，就是专业领域里所说的GIGO（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垃圾进，垃圾出），指错误数据的输入造成错误的输出结果，而ORCID可以很好地规避这个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有很多很好的算法，但是如果数据不准确，这些算法并没什么作用。”武夷山和记者说，因为很多数据库曾经习惯于以论文作者的姓加上名字的缩写字母填充入数据库的“作者姓名”字段。比如“武夷山”就表示为“Y. WU”，“那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Y. WU啊！更别说一些常见名，比如李强，可能在一些大型科研机构就会有不止一个李强。那么，同机构内的某一常见姓名可能对应着不同的作者，你要区分谁是谁是很难的，给文献计量带来严重困扰。事实上，也确实有学术道德差劲的人钻这个空子，将别人的论文说成是自己的，因为另一个人的姓加上名字的缩写与其一致。有了ORCID，这种人就钻不了空子”。

  科学家的自由流动类似于自然界的生态，阻碍科学家自由流动的行为破坏了学术生态。前文提到的Sugimoto 认为，科学家的自由流动能产生多赢的效果，可以自由流动的科学家的影响力更大。

  武夷山则对“流动更多的科学家影响力更大”这一观点持有不同观点，他分析说：“我关注过一些研究文献，根据其实证研究，迁徙过的作者的论文水平和被引次数确实可能要强于一直在一个地方呆着的作者。但这可能是个表面化的结论，似乎迁徙导致更多的交流，使科研人员开阔了视野，所以其论文的水平提升了；但往深里追究，你也许会发现，偏好迁徙流动的科学家本来就是能力较强的科学家。”

  记者采访了多位有多国工作经验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明确说确实不同国家的工作氛围有很大的不同，也有人提出，科学家的“流动”，不一定非要是跨国流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曾在美国工作十几年，他分析说，不同高校之间的风格也是引发科学家流动的原因之一。“哈佛可能就很喜欢挖人，而伯克利就很少，不同学校有不同的风格。像哈佛招聘一个助理教授，其实是对应一个终身教授名额的，但是等过几年，这个职位还是要公开招聘，有很大的可能性不是这个助理教授获得。而这个助理教授在哈佛工作几年之后去到别的高校，也是很好的选择。每个学校的特点都很突出。”

  科学家流动促进交流、打破知识边界、加强同领域或者跨领域合作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却不一定非要是跨国界的流动。武夷山指出，对于欧洲科学家来说，从英国到法国再到丹麦，其实并不是一件多困难的事，“并不比中国科学家的省际流动更难”。

  在武夷山看来，“流动”不妨从本单位跨专业合作开始。“很多人口头上总说要加强跨领域合作，但其实同一个单位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可能都很少。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可尝试不同方式。像北欧一些高校，设置有专门的跨学科研究基金。申请条件很简单：不同系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申请才行，这就促进了不同专业、不同系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蛟龙”号原第一副总设计师、万米级载人深潜器“彩虹鱼”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崔维成曾在英国、丹麦、美国学习和工作，在采访中他也拓展了“流动”的定义：“国外很多项目的思路是，核心只有一两个人，面对非本专业的知识，自己去流动、去学习，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记者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