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摘旬刊》的一段经历 肖铮
我不仅学会了发行，还学会了经营管理。过去从没有摆弄过数字的我，《文摘旬刊》的定价，从每张五分、八分、一角五分涨到六角，是我亲自到省物价局一次次争取来的。
一九四八年末，我在《锦州人民报》参加革命，一九五四年调入《吉林日报》社，中间除了随爱人工作调动离开报社几年外，可以说，我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吉林日报》度过的。几十年来，我都是在读者来信组、文艺部、吉林记者站、资料室等部门担任领导或做通联和记者工作。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离休以后，竟在《文摘旬刊》抓起了经营管理，成为我在《吉林日报》社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正式离休。当时，我任资料室主任，《文摘旬刊》是资料室承办的一个内部小报，正准备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报社领导让我离休不离岗，继续把《文摘旬刊》抓下去。
当时，《文摘旬刊》面临的迫切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提高办报质量：二是冲向全国市场，做好扩大发行工作。公开发行的第一年，报社就给我们定了上缴三万元利润的指标，应该说，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当时分了工：编辑部的工作主要由曹菊奎同志负责。我则全力以赴抓发行。在编辑部干了一辈子工作，我从来就没想过报纸与经济的关系，三是把办报看成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新时期，新闻传媒走向了市场，这给我们办报人提出于一个全新的课题，本应回家含饴弄孙的我，由于此时肩负着领导赋予的这副沉重的担子，所以就必须站在潮头，迎接着时代的挑战。《文摘旬刊》公开发行之初所面临的形势是：全国已有二十多家同类报纸公开发行并具有较大规模。由于我们办报晚，又地处东北一隅，所以与兄弟报刊比较，各方面都不占什么优势。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我寝食难安。好在，我们有个好邻居——《东西南北》杂志社，当时，《东西南北》在全国已很有名气，每年北京邮局举办的报刊博览会，《东西南北》都在被邀请之列；那时，省外根本就不知道有个《文摘旬刊》。我顾不上别人怎样看我，《东西南北》一开会，我们就随着他们去，他们在北京博览会上搞宣传，我们也出一半的费用与他们合租一个摊位，宣传我们的《文摘旬刊》正刊和《文摘旬刊》合订本，同时，竭力与北京报刊零售公司的同志们搞好关系。就这样，《文摘旬刊》很快在北京打开了销路，每期报纸销售两万多份。一九八七年，全国报刊发行会议在武汉召开，《东西南北》又被邀请，我和沈德福同志商量，还想跟着他们去开会，虽然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但我们仍旧是硬着头皮跟去了。在会上，我们学到了不少发行知识，也结交了一些邮局搞发行的朋友和部分书商。武汉会议结束后，我和沈德福同志想再去广州，由于买不到卧铺票，我们就连夜坐着硬座走了，火车上人特别多，过道上、座位底下都挤满了人，上厕所时脚要插着缝儿迈来迈去。小沈的皮包让小偷给划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坐了一夜的火车，我的腿也水肿了。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我们与《羊城晚报》发行处建立了友好关系，每期发行《文摘旬刊》七千份到九千份。后来又在那里设立了代印点，每期印三万多份。
一九九○年九月，北京邮局在展览馆内办书市，这又是一次宣传《文摘旬刊》的大好机会，不巧的是，这期间正赶上我的六十大寿，老伴、儿女都不同意我去，因为为了给我祝寿，儿女们已张罗多日了，可我着急发行，就没有心思过生日，就毅然决然地跟着《东西南北》的同志上了火车。午间吃盒饭，晚间《东西南北》的同志们给我订了个生日蛋糕，我就这样在新华社招待所，在《东西南北》同志的陪伴下，过了个别具风趣的六十大寿。由于我们广交朋友、宣传自己，《文摘旬刊》渐渐被人熟知，锦州邮局报刊发行公司主动与我们签订了二十多万册的合订本合同，为《文摘旬刊》在全国发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摸到了发行的一些门道后，我便和同志们分头下去，辽宁、黑龙江、河南，河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陕西…………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我们报纸质量逐步的提升，多次在全国性的评比活动中榜上有名；另一方面，发行量逐年攀升，很快突破了十万大关，最高时达到三十五万多份。《文摘旬刊》合订本也从一九八五年的手工装订几百本，连年递增，一再加印，到了一九八八年达到了六十万册。随着发行量的逐步扩大，经济效益也逐年上升，年利润也翻番往上涨，从三万元、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年，累计七十八万元的任务，我们实际完成了一百八十九万元，成为吉林日报社创收较好的部门之一。
然而世事难料，正当《文摘旬刊》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九受全国扫黄影响，我省也大砍小报小刊，省新闻出版局把《文摘旬刊》也列在了被砍之列。听到这一条消息后，许多同志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特别是一些搞发行的工人，没有了《文摘旬刊》也就没有了饭碗，急得不得了；《文摘旬刊》的正式职工也面临着工作变动等问题。看到同志们愁眉不展的样子，想着几年来大家艰苦创业，一起努力的成果将付之东流，我的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报社领导也很着急，让我去找省领导反映情况，做做工作。我过去抓报道、组织稿件时，和省里的一些领导比较熟悉，但也不是经常打交道，为了《文摘旬刊》的生存，我也顾不上面子了，就给于克、张凤歧、刘云沼、高文、谷长春、任俊杰等领导分别打了电话，还到了一些领导的家里，向他们汇报《文摘旬刊》如何受到全国读者的欢迎，发展到今天如何艰难等等。让省领导充分认识和了解《文摘旬刊》。经过一番努力，《文摘旬刊》终于保住了。
回顾离休后的这段经历，我真是百感交集，也不知自己是怎样闯过来的。我想，也许是因为领导信任我，给我放到了这个重要的位置，我才不仅学会了发行，还学会了经营管理。过去从没有摆弄过数字的我，对于纸张涨价成本提高了多少，去掉各项费用还有多少利润可赚等等，都能算得一清二楚。《文摘旬刊》的定价，从每张五分、八分、一角五分涨到六角，也是我亲自到省物价局一次次争取来的。
当时，资料室的同志特别团结，报纸和合订本内部发行时，每期都是大家自己装信封、打包、装卸车、上邮局、跑车站、楼上楼下自己扛，没有奖金，劳务费有限，一个月也就十几元，最多时三十元钱，可大家从不计较。那几年，资料室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党支部，还曾被评为省直机关的先进党支部。
一九九一年，由张天彪同志来接任《文摘旬刊》主要领导工作，他果断地把《文摘旬刊》由自办发行，改交邮局发行，扩大了《文摘旬刊》在全国的覆盖面。同时，实行正刊交邮、合订本自办发行两条走路的方针，开创了全国双轨制发行的先河，受到了全国文摘报研究会的充分肯定，从而真正完成了《文摘旬刊》进入市场，开拓市场，全面占领市场的步骤。然后，天彪同志又依据市场的需求，把报纸由单刊变成双刊，又从旬刊变成周刊，《文摘旬刊》终于成为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名牌产品，上缴年利润飞跃到二百万元以上。李英林、宋殿辉两位担任主编，发行量一直稳中有升，到二○○四年底，累计上缴利润超过二千多万元。近几年，虽然受全国报刊大滑坡的影响，发行量和利润会降低，但与同类报刊相比，还是趋于稳定的，仍然还是全国有名、收益较好的一个知名刊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